如何從經濟學角度定義信息生產力(下)

姜奇平 原創 | 2020-01-16 11:54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經濟學 信息生產力 

  上文談到,要從分蛋糕的角度,向經濟學家講清白信息生產力的制度經濟內涵。下面從相反的做蛋糕的角度,向經濟學家講一講信息生產力的技術經濟內涵。

  2、信息生產力與全要素生產率中技術的關系

  經濟學語義中的技術,與工程師語義的技術不同,是從效率角度定義的。主要區別在于有無成本約束(工程師的技術定義沒有內生價格,沒有關于技術經濟不經濟的判斷)。

  舉例來說,同樣是復雜性這個概念,經濟學本專業出身經濟學家與物理學背景出身的經濟學家(如阿瑟),思路可能完全不同。阿瑟包括桑塔菲學派的學者,多是自然科學出身,他們一想復雜性,實際是脫開價格在天馬行空地定義。不自覺中,就流露出工程師特有的邏輯,這就是,信息技術的優勢在于復雜性,處理復雜性水平越高,這種技術就越有價值,因此就越值得投入。談著談著,就認為由于存在正反饋(報酬遞增),均衡根本不存在了。但經濟學家卻不這樣想,他們想的是,均衡無非供求相等,難道用了信息技術后,供給就可以脫離需求了;或需求就可以脫離供給,不講成本約束了?經濟科班出身的人想的是,復雜性當高則高,當低則低,全看投入產出比是否合適。因為他們不會認為信息技術好,就值得無限制投入,還要看成本、需求的約束。而且他們會對“正反饋(報酬遞增)導致均衡不存在”這類說法深感怪異(經濟學常識中的報酬遞增只改變均衡點位置,不是消除均衡,讓供大于求)。雙方現在在這個問題上的誤解越來越大,以致許多經濟科班出身的人,根本不愿同阿瑟們對話。實際上,阿瑟現在處在典型的“第一代現象”中。所有反對新古典的大家,在第一代時,都聲稱均衡不存在。如凱恩斯、熊彼特。但他們的第二代一律會修正為,不是均衡不存在(不是供給與需求不互相制約),而是新古典均衡不存在(存在的是另一種均衡,如張伯侖均衡)。

  我們換成經濟學術語來討論這個問題。多樣化(或“范圍”)是斯密本人直接使用的術語。楊小凱認為,“多樣化和專業化的發展是分工發展的兩個方面”(楊小凱,1998)斯密認為專業化導致市場規模的擴大,多樣化導致市場范圍的增加,后人分別稱為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

  從經濟學角度定義,工業經濟的生產力,表現為工業技術主要提高的是專業化效率;數字經濟的生產力,表現為信息技術主要提高的是多樣化效率。

  舉例來說,同樣是差異化,工業經濟與數字經濟的效率是相反的。對于相反在哪里,工程師往往判斷不出來,而經濟學家則是看“差異化經濟,還是差異化不經濟”這一點。工業經濟由于多樣化效率低,差異化往往不經濟(越差異化,平均成本越高),其差異化戰略(波特)表現為高成本差異化(比如,越創新,要求研發投入的成本越高),表現為規模經濟但范圍不經濟;但數字經濟由于多樣化效率高,其差異化往往是經濟的(越差異化,平均成本越低),其差異化戰略表現為低成本差異化,呈現為規模經濟且范圍經濟(甚至規模不經濟但范圍經濟,俗稱個性化定制)。實踐中,海爾早期的差異化戰略(品牌)是工業化戰略,后來的差異化戰略(大規模定制戰略)轉型為信息化戰略。

  信息技術的“革命”性,表現為以多樣化效率尺度衡量,工業技術與信息技術多樣化效率變化率的切線斜率(生產力對應的生產方式,又稱發展方式)正負號相反,一個成本遞增,一個成本遞減。

  工程師以及信息技術產業背景的研究者定義的信息生產力的自然科學類型的特征,如拓撲化、碎片化、去中心化、扁平化、聯通性、協同性、超鏈接等經濟學家聽不懂的語言,大多可以概括在斯密所說的多樣性名下。都只是多樣性的細枝末節的表象。多樣化效率的經驗特征在于智慧、靈活及經濟上的高附加值等現象。由多樣性效率提高而獲得的制度性經濟收益,構成斯科特.佩奇說的“多樣性紅利”。有可能導向李嘉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復活(前提是勞動與知識在個人水平結合)。

  對于多樣化效率,美國主流經濟學界的研究開始于1949年“成本病”的提出,成形于1966年,鮑莫爾(William J.Baumol)與鮑恩(William Bowen)提出“表演藝術成本病”。后來,發展為著名的服務業生產率之謎。鮑莫爾稱其中與專業化效率相反的多樣化效率問題為“音樂四重奏的效率”問題。對多樣性效率的重視,在中國始于楊小凱,成形于對中國互聯網發展(特別是阿里巴巴發展)的范圍經濟解釋(曾鳴、姜奇平)。

  發現多樣化效率的存在,有效解釋了索洛悖論、服務業生產率之謎等一系列對工業經濟學產生悖論性影響的生產力相關難題。原來,服務業在GDP中占比提高,并非象標準經濟學(工業經濟學)所認為的那樣,是較低的效率與較高的價格反常組合的結果。服務業所謂較低的效率,其實低的只是專業化效率(如以自動化為代表的工業技術效率),但它的多樣化效率(“音樂四重奏的效率”)遠高于制造業。上述悖論產生,蓋因忽視了信息生產力,并且沒有辯別出它背后的多樣性效率及量化方法所致。

  由此,我們得出結論,定義數字經濟時,一定要把多樣性效率(亦稱多樣化效率),作為全要素生產率中技術的新內涵定義進去。信息技術確實改變了全要素生產率中的技術,把技術由數量(Q)測度的專業化效率的技術(工業技術),拓展到由品種(N)測度的多樣化效率的技術(信息技術)。數字經濟學進而指出,多樣性效率的產出為AC-MC,也就是說,它專門“負責”在均衡水平,將零利潤,提高到高附加值。這就是GDP不直接顯示的質量之值。

  從這個意義上說,信息生產力無論怎么定義,關鍵是不要漏了通用、多樣化這兩個要點。

  以李嘉圖價值論與全要素生產率為雙重框架定義窄義的數字經濟(只從技術和生產力角度定義):數字經濟是以通用技術和多樣性效率提高為基本特征的信息生產力為主要技術要素驅動的經濟占比達到一定水平形成的經濟。這里的技術要素,平行作用于資本與勞動,形成異質資本與異質勞動(如“企業家精神”),共同構成生產要素中的創新驅動力。

  這個定義針對(與之相反的)范式是工業經濟的生產力定義:以專用技術和專業化效率提高為基本特征的工業生產力為主要技術要素驅動的經濟占比達到一定程度形成的經濟。這里的技術要素,平行作用于資本與勞動,形成同質資本(物質資本)與同質勞動(勞動力),共同構成生產要素中的物質投入驅動力。

  需指出,在真實世界中,工業經濟與數字經濟處于混合狀態,因此,兩種經濟規律(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共同發揮作用,其結果,依新舊動能投入比例的不同,以及產業化與服務化產出比例的不同,形成它們之間的融合比例(兩化融合比例)。

個人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互聯網周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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