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是解決宏觀經濟及調控兩大難點的法寶

周天勇 原創 | 2020-01-16 11:23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宏觀經濟 土地改革 

  一、未來自然經濟增長速度是多少,能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門檻?

  最近看到一系列文章,分析在既沒有任何改革措施,也不實施較重大戰略性的發展項目前提下,未來10到15年,經濟增長速度是多少。有的文章認為在2%3%左右,有的計算的更高一些。今天會議有的學者認為未來10年最悲觀的測算也在4%,并分析到這一速度會使我們在2030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我感覺,這已經不是很“悲觀”的數據了,而是很樂觀的“悲觀”預判。

  經濟學上有潛在增長速度,就我們國家而言,在特殊的分析范圍內,也可將其稱之為經過改革等努力,可能實現的增長速度。那么,我們姑且將什么改革和發展措施努力也沒有,經濟順其自然的狀態,稱之為自然經濟增長速度。

  我們對國民經濟未來增長的分析,2014年到現在,時長近6年。期間,用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延后20年關系回歸、外推等各種不同的辦法進行了測算。先是2015年,我們對20年前人口增長與20年后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建立了相關性很高的模型。我們用這一模型推算2015年到2035年間,經濟增長速度很快從7%在5年內下降到5%左右,再5年中下降到4%,后來的10年中可能在2.5%到3%之間徘徊。如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增長數據測算,2020年到2035年間,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為2.8%多一些。對于這樣一個結果,我們當時也很不肯定。因為那時許多機構和經濟學家提出了V型增長,L型增長,甚至還會高增長多年等判斷,但是情況不盡人意。從這幾年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看,雖然稍有偏差,但確實是沿著我們當時模擬的軌跡在變動。

  我們也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長周期中前20年人口增長與后20年經濟增長的數據進行了回歸,建立了外推法的模型。二者影響的相關程度也很高,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我們上述分析的可靠性。

  去年我們又將人口因素(勞動力)作為內生變量代入全要素生產率模型,考慮到勞動年齡人口在收縮,2020年到2035年間,年均減少700多萬,按照“投入勞動力減少—創業就業人數減少—居民收入相應減少—有支付能力需求減少—原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生產能力相應需要出清—資本規模相應收縮”(這幾年的去產能,實際印證了這一傳導機制的作用過程;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可能使去產能常態化)的傳導機理,相應地對資本設置了資本收縮率系數,假定未來余值貢獻從目前的水平提高到60%,也假定什么改革和發展舉措都沒有,其自然經濟增長速度也為2.8%左右。

  最近,國內外有蘇劍和易富賢等學者,質疑目前的人口規模不是近14億,而是12.8億左右。我們又按照這個數據,推算了1990年以來,特別是2000—2015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據其用外推法計算了2020年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年均只有0.98%,這個數據著實嚇了我們一跳。我們又基于他們的這一人口數據,用內生法計算了2020到2035年,什么改革和發展舉措也沒有的增長速度,為2.15%。我們分析,可能是未來教育、技術進步等增長貢獻會越來越大。因而,這里也姑且將人口形勢更為嚴峻格局下,未來的自然經濟增長速度判斷在2.2%左右。

  我們預判在2020年到2035年間,自然經濟增長速度在2%到3%之間。由高收入國家門檻線變動數據計算,“門檻”平均上行速度為2.47%,未來不是靜止的,還將以一定的速率上升。2019年我們即使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左右,也還有25%左右的差距。況且,一般來說,世界許多國家GDP中居民收入和消費的比例分別是60%到55%和50%到55%。但是,我們2018年的數據,只有43%到30%,偏差較大。

  我們的預判是:2020到2035年間,沒有大的改革和發展作為,2%到3%的自然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社會發展走不出中等收入階段,可能是一概率很高的事件。

  二、經濟增長:中國需要轉軌經濟數理分析方法的突破

  國內預判未來經濟增長的方法,多用以索洛模型為擴張的方法。中國是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不一樣的是,正處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利用土地占國土面積的比率還有上升的空間。因此,與索洛模型的許多假設條件有著程度不同的差距。要素不完全自由流動,市場不是完全競爭狀態。如土地要素不一定通過交易而是行政配置,不能市場交易定價,許多土地因沒有價值而沒有資產化,沒有進入資本K。如果可利用土地是增長的,那么土地要素L為不變量也不成立。實際上,發展中國家國家土地的資產化和資本深化、國土利用率提高,就是經濟增長潛力的來源,假設可利用土地要素增長為零,不提高土地利用率,也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情況。轉軌國家,其體制改革,就是增長潛力的來源。索洛模型各種假設條件、既定狀況,不改革在中國也是不會存在的。因此,簡單拿數據套用索洛模型正算,來預判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會有很大的偏差。

  那么,對于正在不斷發展和不斷向市場經濟改革的國家,如何將基于市場經濟的索洛模型,用于預測分析,這是一個難題。比如我們常說,推進某項改革會有推動經濟增長的潛力。這是一句定性的判斷。那么,如何用定量來分析,因體制條件都看起來是定性的狀態,似乎較為困難。

  我認為,需要在學理上對此突破,尋找一種新的思路、邏輯和方法,構建新的符合轉軌國家經濟增長分析的模型體系。

  一是在思路上:(1)考慮將各種假設條件標準化。以發展的同階段進行比較,比如用中國現在的人均GDP水平發展狀況與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同樣水平時城市化率、農業就業率等指標比較。以競爭還是非競爭進行比較,如資金收益率和貸款實際利率,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比較。以同類型比較,如中國與同樣轉軌國家的宏觀稅負率比較。(2)將比較差距數據化。同樣發展階段中,中國城市化水平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滯后了20個百分點左右,農業就業勞動力比率比土耳其、墨西哥和馬來西亞等國家高出一倍,宏觀稅負率比轉軌國家高出7個百分點,許多土地沒有資產化,應該有價值卻沒有價值等。

  二是在邏輯上,以按照標準“應該有,但是沒有”、“應該有多少,但是沒有那么多”和“應該有那么多,但是比應該有的多”的反事實法,改造索洛模型,可以將差距數量代入,反算不符合標準造成的要素配置和投入產出損失;用其條件還原法,即努力達到標準,可以代入模型還原各項條件,即計量各項改革會有多大的經濟增長潛能。

  三、各方面改革的增長潛能是如何分布的?

  我們用前述新的思路、邏輯和方法,對未來中國通過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釋放的增長潛能進行了計算。資本方面:一是減稅,但是減稅降費只是很短暫的三年,每年0.425%的增長潛能。我們后來把希望放在規模較大的國企改革,我們也是按照權益資本和信貸資金、債市資金優化配置,在國有企業和民企之間,我們假定國有企業全部改革理順,從2020年開始的16年中,每年的平均增長潛能也是很低,把減稅和國企改革一起算,大概0.3%左右。。

  人口遷移改革,即關聯的戶籍、教育、居住、土地產權化和使用退出等體制改革,我原來估計每年肯定會有1%到2%的增長潛能,蔡昉也是這個觀點。但是計算結果非常悲觀,非常失望,就是按照全要素生產率去推,把人口未來的勞動力規模變量,及其在不同領域轉移變量,都代入計算,2020到2035年,前6年平均為0.5%左右,中五年為0.2%,最后五年增長潛能竟為0。什么原因?最后發現未來15年每年勞動力的收縮平均規模800萬,把它抵消了。我剛才講我們測算的自然經濟增長率在2%到3%之間。高收入國家的門檻的前十幾年有統計以來的是平均每年增長2.47%,就是2019年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與高收入國家門檻還有2500多美元的差距。未來16年,資本和勞動力兩方面的有關體制改革,加起來都不足以把自然經濟增長率推高到能進入高收入國家門檻的速度要求,大概率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我們在計算到土地體制改革時,柳暗花明,帶來了希望。(1)按照影子價格,農村各類土地價值規模大約在470多萬億元,城鎮、工礦、交通和水利等土地也有300多萬億元,其中可交易和再資本化土地150萬億元。(2)如果推進其硬化使用財產權、可交易和延長土地使用權年限等體制改革,其配置、資本化、以地為本創業、投資、建設、運營等,2020年到2035年,年均可形成1.5%到2.5%的增長潛能。(3)即使按照有學者分析的,現在中國人口只有12.8億,經濟增長也可以進行挽救。中國是個國土大國,已經利用土地占國土面積只有71%,只是水資源分配不均,如果調水擴土,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每年也可帶來1%到1.5%的速度。

  總之,城鄉土地體制改革占到改革總增長潛能的70%80%。

  四、一項土地改革可以解決宏觀經濟及調控的兩個難點

  除了上述的人口造成的經濟下行壓力以外(這在20年內已經無法改變),還有一個下行壓力是,農村常住居民與進城農民工收入較低,不能平衡工業品造成的生產過剩。粗略的判斷一下,農村5.6億多常住居民和2.3億多農民工,共8億人口他們工業品的消費階段在中期,沒到后期,工業化時代是高增長階段,原因在于工業生產的大規;、標準化和專業化,分工協作,勞動生產率快速提高。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約在43000元左右,其工業品消費已經到了中后期,收入增長的工業品消費需求彈性較小。而8億農村戶籍人口的工業品收入增長消費需求彈性較大,他們有支付能力的工業品消費需求能力很弱。而服務業存在的過剩容易及時出清。

  宏觀調控的第一個難點是:如果工業生產的產品,不能大規模和高比例出口,城鎮居民購買工業品意愿下降,則會生產過剩,過剩就是蕭條,就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的下行。

  第二個難點,現在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金磚國家都陷入低利率、低增長、低速度、高負債、多貨幣狀態。搞財政政策,放出貨幣,但是它沒通脹,沒有把增長推起來。你的財政赤字,你上的項目要發出去貨幣,貨幣最后貸款也好,國債也好,銀行要發出去貨幣。然而,貨幣發行的基礎是什么。發行貨幣必須有黃金,或者商品的增長,或者每年有很多外匯進來,我們繼續放量發下去,卻不能象美國一樣發到全世界消化,沒有資產作為基礎,高負債最后會不會崩盤呢?

  但是,城鄉,特別是農村土地體制改革,一方面,可以增加8億人的財產性和創業收入,平衡過剩的工業品;另一方面,巨額沒有價值的土地的資產化,還有每年調水擴土吸附發行的貨幣。負債和貨幣投放及流動有資產基礎,完全可以解決宏觀調控的第二個難點。

  這樣的優勢條件,許多國家都沒有,為何而不為呢?

  五、也不要將增長潛能的寶都壓在教育、AI和服務業上

  有的學者提出,人口問題并不可怕,我們可以用教育提高勞動力的素質,獲得增長的第二次人口紅利;勞動力少了,我們也可用技術進步,如AI替代勞動力,形成新的增長潛能。

  在生產過剩狀態中,可能沒有經濟增長潛能的人口和AI等紅利。

  人類經濟和社會生活,首先是產生人的各種各樣和不斷增加的需求,其次是按照人的需求,組織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供給。因而,國民經濟是供給與需求同時作用而增長。沒有生產和供給,就沒有所用的產品和服務;但是沒有人的需求,就根本沒有必要進行生產和供給。

  人口減少了,人類的需要也就減少了,那么,高素質勞動力和機器人創造的產品和服務,誰來消費和享受?在勞動力增長上行時,或者零增長時,薩伊定理成立。然而,當勞動力,特別是經濟主力人口連續和長期負增長時,隨著創業就業的收縮,收入在收縮,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也在收縮。如果下行曲線的坡度太陡,生產能力,特別裝備廠房等資本不能及時出清,而且還是連續不斷的需求收縮,要求過去形成的產能要不斷地出清,過剩將會常態化。這時,生產自動創造消費,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市場需求環境蕩然無存。結果發生資本利用率不足,其投入不變但產出相對被迫收縮,其實侵蝕了“廣義技術進步的貢獻”,即產出的余值部分。2012年以來,中國所謂的經濟效率下降,其實并不是這幾年技術沒有進步,而是產能利率用降低,損害要素正常產出,抵消余值所致。

  在產出已經過剩,未來可能會常態化的情況下,提高人口和勞動力素質,一個人干幾個人的工作,由高素質勞動者操作機器人來替代一般勞動力,一是產能本來就過剩,再增加產出,會導致生產的更加過剩;二是AI機器人等屬于資本,低素質勞動力人數也并不少,并有其壽命,也不能馬上出清,AI、資本和高素質勞動者分配過多,低素質大眾分配較少,會導致分配扭曲的生產過剩,經濟下行的壓力會更大。

  網絡、移動通訊、大數據、算法及AI等技術應用、商業和產業化,到底能夠帶來多少GDP需要認真核算。一是許多實際上是節約成本的技術,或者說它減少了低效率的GDP,如實體店,紙質通信和媒體,減少了商店、銀行和工廠的勞動力,也減少了其工資、原料、折舊等GDP,當然也增加了一些快遞、網店等就業機會,雖然從效率上講應該減少,但是,GDP和就業的減加相平衡,到底貢獻多大?

  還有如剛才將的,AI等替代了勞動力就業,意味著工資GDP的減少,知識、技術和資本GDP的增加,工資意味著大眾消費需求,AI和資本GDP更多的是供給,消費需求和供給怎么進行平衡呢?

  其實,很多AI應用和技術進步是生活和生產方式的變化,而不是生活內容和生產內容的增加。比如電商、支付、外賣、快遞等數字經濟,是什么呢?它們將5000克食品,通過所謂的數字經濟,變成了10000克嗎?沒有。外賣的飯菜數量通過數字經濟增加和質量提高了嗎?也沒有。只不過是節約了時間和出行成本。那么,節約的時間和成本,怎么計算新增的GDP呢?

  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客觀地講,可能要比我們強得多。但是,他們工業化完成后,技術進步的GDP貢獻的比例加大了,但是,并沒有將其速度從中低速推向中高速度水平。技術進步對GDP貢獻比例擴大與GDP的增長速度,是兩回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進入高收入門檻,首要的還是速度,比例是其次。

  還有一些學者說,中國未來增長的動能來自于服務業,因為服務業在GDP中的比例在上升。還有一些學者說,你看人家發達國家每萬元GDP消耗能源、鋼鐵、水泥等指標要低的得多,我們高得多。關鍵是人家耐用消費品、汽車、住宅等建設和滿足的工業化已經完成,都去旅游和欣賞歌劇去了,當然用不了那么多能源和資源消耗。你8億農村戶籍人口的高品質住宅、廁所、廚房、耐用消費品、汽車等還沒有達到,工業化消費也只是到了中期,你的GDP能大部分是不消耗能源和其他資源的旅游和唱歌嗎?

  服務業在GDP的比例上升,特別是過了50%和60%后,增長速度很快就從中高速,跌入中低速,甚至跌至低速。對此,可以對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數據。也可以去研讀鮑莫爾所著的文獻,他解釋到,服務業許多不能大規模、專業化和標準化,而是小規模、非標準,因此其勞動生產率提高很慢,并且勞動力成本很高。因此,對于經濟增長,是促退因素。

  因此,服務業也是如此,即其對GDP貢獻比例的擴大,并不是其有很大增長潛能的結果。再重申一次的是,GDP的貢獻比例和增長潛能,不是一回事。比例擴大的變量,并不一定是有增長潛能的變量。

  六、發言結語

  由于中國力度太大和時間太長的人口控制,給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了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要大得多的下行壓力,沒有改革和發展方面的大的舉措,進入不了高收入門檻,是大概率事件。教育、AI、數字經濟等等,一定要竭盡全力搞上去,但不要將走出經濟增長下行的寶壓在它們和服務業發展等GDP貢獻上升等方面,一是存在著供給與需求的平衡難點,二是工業化后國際上這些因素突然推起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案例幾乎沒有;三是即使會有推進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天,在時間上也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8億農村戶籍人口的工業化滿足,也只是到了工業化的中期;中國體制改革,特別是土地的市場化改革有非常大的增長潛能,中國作為國土大國,也有提高國土利用率和增加土地要素的回旋余地。我們有著走出這次全球性經濟下行的獨有的優勢?缭街械仁杖氚l展階段,不采取改革和發展措施,或者就憑所謂的人口二次紅利、AI、數字經濟等,就能實現,可能是一種幻想。最為重要的是推進改革,特別農村土地體制改革,增加農民的收入,增強他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去完成工業化和市民化的城市化,再加上調水擴土這樣偉大的工程,我們一定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本文為作者2020年1月12日在2019新供給論壇年會暨2019年四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

個人簡介
周天勇,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經濟學博士,教授,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祖籍河南省南陽市鎮平縣,1958年生于青海省民和縣。社會兼職有: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小城市發展促進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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